第一百七十四章 风起

老五回到住所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四下望了望，巷子里空荡荡的，几只野猫蹲在墙头，绿莹莹的眼睛望着他。他拍了拍长衫上的灰，推开门，走进去。

屋子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张木板床。桌上点着一盏油灯，昏黄的光在房间里散开。一个人站在窗边，背对着他。

深灰色的西装，没打领带。肩膀很宽，腰背挺得笔直。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指间夹着根烟，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的，在暮色里像一颗小小的星。

老五走过去，在桌边坐下来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茶凉了，有些苦。

“接上头了。”他说，声音不高不低。

窗边的人转过身来。

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照出那副金丝眼镜，照出那双沉静的、像深井一样的眼睛。

周默生。

“哪能样？”他问，声音低低的，沙沙的。

“蛮好的。”老五放下茶杯，“那个小姑娘，叫‘白鸽’的，蛮机灵的。暗语对上了，没说多余的话。我把该讲的讲了，她就走了。”

周默生点了点头，走到桌边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坐下来。

“她有没有——”

“没有。”老五摇了摇头，“没有多问。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一句没问。是个懂规矩的人。”

周默生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天花板。那道裂缝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
“等咱这边准备好，”老五继续说，“就可以把情报传进去了。”

“好。”周默生坐直了身子，“我这边，差不多了。顾远关在三号牢房，单独一间。外头的人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到时候——”

他停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

“到时候，你把名单给我。我送进去。”

老五望着他，望了好几秒。

“默生，”他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“侬想好了？这一步迈出去，就回不了头了。”

周默生没说话。他只是抽着烟，一口一口的，烟雾在昏黄的光里散开，模糊了他的脸。

“想好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平平的，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体，“早想好了。”

老五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
窗外头，夜色如墨。弄堂里的狗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

过了几日。

陈醒下了班，又去了那棵老槐树底下头。

这回，洞里有一张纸条。她迅速塞进口袋里，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展开。

“准备传递。明日傍晚，老地方。”

是胡为兴的笔迹。

她把纸条烧了，灰烬冲进水斗里。站在窗前，望着外头的弄堂。天色暗下来了，暮色从屋檐上头压下来，把整条弄堂染成灰蒙蒙的一片。

明天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转过身，走出里间。

“姆妈，我明天可能要晚些回来。”

“哪能了？”李秀珍从灶台边探出头。

“公司加班。”

“哦，好。自家当心。”

第二天傍晚，天还没黑透，陈醒就出了门。

她没有去兆丰公园。胡为兴说的“老地方”，是另一个地方——法租界边缘的一条小弄堂，尽头有一间废弃的仓库。

她到的时候，胡为兴已经在了。

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，戴着顶旧礼帽，站在仓库的阴影里，像个影子。看见她进来，他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
“这就是名单。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加密的。顾远要破译，需要时间。可眼下——”

他顿了顿，把信封递给她。

“侬不要碰。一会儿有人来取。”

陈醒望着那个信封，薄薄的，轻飘飘的，可她晓得，那里面装着的东西，能救命，也能杀人。

“谁？”她问。

“表哥的人。”

她没再问。

两个人站在仓库里，谁也不说话。外头弄堂里，偶尔传来一声狗叫，或者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

等了大约一刻钟，门外传来三声轻响——笃，笃，笃。

胡为兴走过去，开了门。

一个人闪了进来。

灰布长衫，灰色礼帽，手里拿着份《新闻报》。是上次在兆丰公园接头的那个“老五”。

“带来了？”他问。

胡为兴把信封递过去。老五接过来，塞进怀里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来去匆匆，像一阵风。

门关上，仓库里又只剩下陈醒和胡为兴。

“阿叔，”陈醒开口了，“顾远那边——哪能样了？”

胡为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有人替他认下了共党的身份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“这次来，组织上准备了后手。这样就能保下顾远。可为了安全起见，七十六号并没有释放他。”

陈醒的心沉了一下。

“那——他哪能翻译？”

“有人会安排。”胡为兴望着她，“侬不要管了。这件事体，到此为止。”

他转过身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，回过头。

“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体，保住自己。”

然后他拉开门，走了。

陈醒站在仓库里，站了好一会儿。外头的风吹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她脸上发紧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也走了。

七十六号，三号牢房。

周默生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串钥匙。铁门是黑的，生着锈，上头有斑斑驳驳的暗红色痕迹——是血，不知道多少人的血。

他开了门，走进去。

牢房不大，一张木板床，一条薄被，一个破瓦盆。顾远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，手里捏着一本破书——是《论语》，翻得起了毛边。

听见脚步声，他抬起头。

那张脸，瘦瘦的，颧骨很高，眼窝深陷进去。可那双眼睛，还是亮的，沉静的，像一潭深水。

“顾先生。”周默生在他对面坐下来。

顾远望着他，没说话。

“我长话短说。”周默生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名单已经到了。在外头。需要侬破译。”

顾远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可侬出不去。”周默生继续说，“所以，只能在这里头破译。”

顾远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哪能送进来？”

“我来送。”周默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展开，递过去，“这是第一部分。先破译这些。剩下的，我分批带进来。”

顾远接过纸条，看了一眼，塞进鞋垫底下头。

“侬是谁？”他问。

周默生望着他，望了好几秒。

“代号‘表哥’。”他说。

顾远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
周默生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，回过头。

“顾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委屈侬了。”

顾远笑了笑。那笑，有些苦，可那苦里头，有什么东西，硬的，像铁。

“没什么委屈的。”他说，“比起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，我这点苦，算什么。”

周默生没说话，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铁门在身后头关上，哐当一声，闷闷的，像一声叹息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周默生每天都来三号牢房。

名义上，是“重刑审问”。他让人把顾远带出来，绑在刑架上，用鞭子抽，用水泼。惨叫声从审讯室里传出来，一声一声的，听得人心里头发毛。

可实际上，那些鞭子，抽的是墙壁，不是人。那些惨叫，是顾远装的。每次“审问”结束，顾远被带回牢房，身上没有新伤，可手里多了一张纸条。

一张一张的，名单被分批送进去。

顾远坐在牢房里，借着天窗透进来的光，一点一点地破译。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、数字、字母，在他手里头，像一把一把的钥匙，打开一扇一扇的门。

门后头，是一个一个的名字——日本派遣中国特工的名单。

七天之后，最后一张纸条送进去了。

顾远破译完最后一个名字，把所有的纸条拢在一起，叠好，塞进鞋垫底下头。

第二天，“审问”的时候，他把破译好的名单交给了周默生。

周默生接过那叠纸条，揣进怀里，拍了拍顾远的肩膀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顾远摇了摇头。

“快走吧，”他说，“别让人怀疑。”

周默生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那天晚上，周默生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把名单从怀里掏出来，展开。

密密麻麻的名字，一个一个的，有的是中文，有的是日文，有的用的是代号。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沉沉的。

这些人，潜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——政府机关、军队、学校、报社、工厂。他们穿着中国人的衣裳，说着中国人的话，吃着中国人的饭，可他们替日本人办事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把名单叠好，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。

明天，这份名单会通过秘密渠道，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

他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天花板。吊灯的光洒下来，照在他脸上，一明一暗的。

脑子里头，浮现出陈醒的脸。

不是今天的样子，是那天在火车站的样子——站在出站口，手里拿着本书，眼睛盯着人群，脸上什么都没有。可他知道，她心里头像有一团火，烧着，烧着，烧得她整个人都在发烫。他知道了。她不只是沈泽楷公司里的会计，不只是写文章的“陈小姐”，她是——白鸽。

一只在黑暗中飞翔的白鸽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暖洋洋的。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、像火一样的暖，是那种细细的、慢慢的、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的暖。

他睁开眼睛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

外头的风吹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他脸上发紧。可他心里头，是暖的。

名单送出去了。

陈醒不知道是怎么送的，也不知道送到了谁手里。她只知道，过了几天，胡为兴在兆丰公园告诉她——“名单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好几个潜伏的特工被挖出来了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没多问。

“顾远呢？”她问。

“还在里头。”胡为兴的声音有些涩，“七十六号没有放他。”

陈醒的心沉了一下。

“阿叔，能不能——”

“我试过了。”胡为兴打断了她，“联系过上级，请求解救顾远。可上级说——已有安排。”

陈醒望着他，等着他往下说。

可他没有往下说。只是抽着烟斗，一口一口的，烟雾在晨雾里散开，模糊了他的脸。

“阿叔，啥意思？”她问。

“不晓得。”胡为兴摇了摇头，“可上头讲‘已有安排’，那就是有安排。我们等着就是了。”

陈醒没再问。

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悬着，落不下来。

1942年10月。

上海的风，越来越冷了。

梧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，风一吹，哗啦啦往下掉，落在地上，踩上去沙沙的，像碎了的纸。弄堂里的老太太们开始翻箱倒柜，找厚衣裳，找汤婆子。

陈醒下了班，从公司出来，沿着霞飞路往家走。走到报摊前头，习惯性地停下来，买了份《申报》。

报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，姓吴，陈醒叫他吴老板。他一边找零钱，一边摇头晃脑：“好消息啊，好消息！”

“啥好消息？”陈醒接过报纸，展开。

头版头条，黑体字——

“英、美两国分别发表声明，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所有特权。”

她的手顿了一下。

放弃治外法权。取消领事裁判权。归还租界。

她站在那里，望着那几行字，望了好几秒。

“陈小姐，侬不晓得啊？”吴老板笑眯眯的，“英国人和美国人讲了，要取消在华特权！租界要还给咱们了！”

“晓得。”陈醒笑了笑，把报纸叠好，塞进包里，“吴老板，多谢了。”

她转过身，继续走。

可她的心，不像脸上那么平静。

放弃治外法权。归还租界。这是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从鸦片战争以来，一百年了，中国人头上头的那座山，终于要搬走了。

可她晓得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

谈判归谈判，落实归落实。日本人还在，战争还没结束。租界就算名义上还给中国，可实际上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加快脚步。

回到家，灶披间的灯亮着。

她推开门，一股热气和着饭菜香扑面而来。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，锅里咕嘟咕嘟炖着黄豆猪脚汤。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，宝根趴在旁边写字。

“阿姐回来啦！”宝根抬起头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。

“回来了。”陈醒走过去，摸摸他的头，在他旁边坐下来。

“醒醒，今朝买了报？”李秀珍从灶台边探过头来，“报上讲啥了？”

“好消息。”陈醒把报纸从包里掏出来，摊开，“英国人和美国人讲了，要取消在华特权。租界要还给咱们了。”

李秀珍愣了一下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报上登的。”

陈大栓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凑过来，眯着眼看了半天。他认得字不多，可那几个大标题，还是看得懂的。

“好！”他闷声说了一句，声音有些抖，“好！”

宝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抬起头，望着阿姐：“阿姐，啥是租界？”

陈醒想了想，说：“租界就是——外国人占去的地方。咱们中国人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不能随便进，不能随便住。犯了事体，外国人的巡捕房来管，中国警察管不了。”

宝根眨了眨眼：“哪能这样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

陈醒笑了，摸摸他的头：“是啊，是欺负人。可快了，他们不欺负了。要把地方还给我们了。”

宝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低下头，继续写字。

李秀珍把菜端上桌。一碟炒青菜，一碗黄豆猪脚汤，一碟咸菜，几个杂面馒头。菜不多，可热气腾腾的，香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。

“吃饭吃饭。”李秀珍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坐下来。

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端起碗，喝汤。汤是咸的，鲜的，烫的。喝下去，从嘴里暖到心里。

“阿爸，”陈醒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放进陈大栓碗里，“最近饭馆哪能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陈大栓闷声说，“人不多，可老客还在。凑合着过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陈醒说，“别太累。身体要紧。”

“晓得。”陈大栓低下头，喝了一口汤。

李秀珍望着陈醒，欲言又止。

“姆妈，哪能了？”陈醒问。

“醒醒，”李秀珍放下筷子，望着她，“侬跟那个周先生——到底哪能样了？”

陈醒愣了一下。

“啥哪能样？”

“就是——”李秀珍想了想，找了个词，“你们在谈朋友伐？”

陈大栓也抬起头，望着她。

陈醒低下头，喝了一口汤。

“姆妈，”她说，“侬不要问了。”

李秀珍叹了口气，没再问。

吃完饭，陈醒帮着收拾了碗筷，然后走到窗边，站了一会儿。外头的风，呼呼地吹着，吹得晾衣绳上的衣裳哗啦啦响。她望着那些飘来飘去的衣裳，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乱乱的。

她在想周默生。

最近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少了。他忙，她也忙。偶尔见一面，吃顿饭，说几句话，他就匆匆走了。她看得出来，他瘦了，眼睛底下头那圈青也深了。

可他从来不说什么。她也从来不问。

十月的一个周末，周默生约她吃饭。

还是那家苏州馆子，还是那张靠窗的桌子。他来得早，已经点好了菜——清炒虾仁，松鼠鳜鱼，腌笃鲜，都是她爱吃的。

她坐下来，他替她倒了杯茶。

“最近忙伐？”他问。

“还好。公司事体不多。”她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“侬呢？”

“忙。”他说，笑了笑，那笑有些疲惫，“七十六号那边，事体一桩接一桩。”

她望着他。他那张脸，还是那张脸——白白的，五官立体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。可瘦了，颧骨比以前高了，眼窝也深了。

“默生，”她放下茶杯，“侬瘦了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笑，跟平时不一样。不是痞痞的，不是吊儿郎当的，是一种——温暖的、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的笑。

“没事，”他说，“忙过这阵就好了。”

菜上来了。他替她夹了一筷子虾仁，放进她碗里。她低下头，慢慢吃着。

“阿醒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低了些，“侬有没有想过——等仗打完了，侬想做啥？”

她抬起头，望着他。

等仗打完了。

这四个字，听起来很远，可又很近。远得像天边的云，近得像手心里的纹路。

“不晓得。”她说，想了想，“可能——继续写文章吧。写一本书。把这些年的事体，都写下来。”

他点了点头。

“侬呢？”她问，“侬想做啥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不晓得。”他说，笑了笑，“可能——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种种花，养养鱼。过几天安生日子。”

她望着他，望了好几秒。
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到时候，我去看侬。”

他笑了。那笑，在昏黄的灯光里，像一盏灯。

吃完饭，他送她回家。车子在仁安里弄堂口停下来，她下了车，他摇下车窗，望着她。

“阿醒，”他说，“天冷了，多穿点。”

“晓得。”她说，“侬也是。”

他笑了笑，发动车子，走了。

她站在弄堂口，望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夜色里，站了好一会儿。夜风吹过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她头发飘起来。

她转过身，走进弄堂。

灶披间的灯还亮着。她推开门，李秀珍在灶台边擦碗，陈大栓坐在桌边抽烟，宝根已经睡了。

“姆妈，我先去洗漱了。”

她走进里间，拿出脸盆、毛巾、牙粉，走到水斗边，弯下腰，洗脸。水是凉的，扑在脸上，凉丝丝的。她洗得很慢，很仔细。

脑子里头，转着今晚的每一句话。

“等仗打完了，侬想做啥？”

“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种种花，养养鱼。”

她抬起头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那张脸，白白的，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。她望着那张脸，望了好几秒。

窗外头，风呼呼地吹着。弄堂里的狗，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了。

她望着天花板。那道裂缝，还在那里。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脑子里头，浮现出周默生的脸。瘦了，可那双眼睛，还是亮的。像两颗星星，在黑暗里，一闪一闪的。

她嘴角弯了弯，沉沉睡去。

一日，刚下班，风从湖面上吹过来，凉丝丝的，吹得她脸颊发紧。她加快脚步，走进弄堂。

灶披间的灯还亮着。

她推开门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

“回来啦？”李秀珍在灶台边忙活。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吃饭。”

她坐下来，端起碗，喝了一口汤。汤是热的，烫的。喝下去，从嘴里暖到心里。

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，还是燥的。

窗外头，风呼呼地吹着。

1942年的冬天，快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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